昨天中午去中興大學，聽紀錄片導演馬躍．比吼跟大學生們講族群歧視這件事。這似乎也是這幾個月來的熱門議題，不過，中興的學生們都很認真在讀書，沒空看報紙、看電視（馬躍語）。所以這麼多族群歧視的消息，他們並不知道。馬躍開頭問了一下學生，能不能先講幾個大家知道的原住民名字？現場一片靜默。一再提示後，有學生迸出張惠妹、莫那.魯道、瓦歷斯，然後還有嗎？.....（我想也許只是害羞，也希望真的是）大多數的原住民傑出人士，無論作家、歌手或運動選手，學生們並不清楚。
昨天的主軸，貫穿著一個很小的議題，「愛別人」、「幫助別人」事先要考慮什麼？這問題好像很笨，去做就對了，不是嗎？當然不是。要不然「愛無敵」就不會常常搞得「殺很大」了。因為，從88風災以來，這個過程當中一直都充斥著不少行動中的誤解與情感傷害。熱心的人，愛心滿滿的人做的事，未必都是好事，動機善良也不直接等同行為正義。長期以來，主流社會的群眾們，一直以自己的想法意念為出發，覺得弱勢者哪來討價還價的權力，有的吃、有得拿就不錯了。更何況，這些土石流，還不都是因為原住民破壞山林、破壞水土才造成的，這種「自食惡果」的邏輯，使得慈濟要求他們若要永久屋，就要承諾放棄山上的家。（以免又回去搞鬼）。簡單講，這是民國百年版的「集團移住」，不同的只是執行單位被BOT給民間，相同的是，主事者皆認為：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好。也不去管，文化傳承需要哪一種的土壤，樂觀地想，嗯，叫做「活著就有希望」。
文化傳承，究竟「屬人」還是「屬地」或者「兩者皆是」(還是以上皆非?)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的道理。
但是，顯然將「原住民文化」簡化為大愛村民迎接四面八方觀光客的歌舞表演，是有問題的。這種樣版豐年祭，只會凸顯慈濟對原住民文化的不用功（或者是因為不認為需要用功）。一車車遊覽的觀光客，一下車，你看看，原住民住的多好？還唱歌跳舞嘞。不過，很會唱歌跳舞的原住民還是「吃素」比較好，比較會佛心來著，管你吃肉會不會比較有力氣，所以聽說大愛村並不鼓勵「殺豬拔毛」這野蠻玩意兒。嗯，原住民文化留或不留，還得經過藍衣舍監們的文化濾網。蓋房子給人家住，是不是還有權管到人家祖宗八代去？我相信這是公民社會的台灣，可以開放討論的。莫那能在1989年《美麗的稻穗》一書中，有一首詩叫做〈來自地底的控訴〉，裡面有一段話是這樣子寫的：「賜給我們文化村，卻要我們的子女，在那裡慶賀我們的淪亡」。馬躍等朋友所組成的「八八大礙小組」，用影片「愛我就不要再參觀我」，表達了原住民渴望安靜過生活的心聲，不過，慈濟主導的歌舞感恩戲碼卻也未曾斷卻過。一直以來，統治者總是慣用「以番治番」的手段，找幾個聽話的樣版受助戶，搞一場歌功頌德的大會，以資證明那些調皮搗蛋者都是少數，或者，別有目的。（1980年代流行的標籤還有：是＊黨派來的、是共匪的同路人等等黑名，胡德夫就是一例）。
這幾年來，我每每看到一堆原住民學生社團，除了忙婚友交誼外，將每年重頭戲放在這種「哪魯灣歌舞之夜」，我就會浮現這句話在腦海迴響。我們還剩下什麼？這種大家都愛的綜藝歌舞究竟是文化傳承？還是刻板再製？年輕人「原皮漢骨」的精神氣質，可以用自己也不懂得「泛原住民歌舞」支撐嗎？沒有了文化脈絡的內涵，失去了根的總體認識，我懷疑，這種扮裝，可以騙自己多久？
從馬躍分享的幾則影片中，學生看到慈濟人以「慈善」之名的暴力，那種一切以我為準的愛，讓人沒得選擇的愛都讓人害怕。既然已經錯誤的聚焦在「研究研究慈濟」，大家逐漸從阿公、阿嬤參加慈濟開始暖場。國立大學的學生，上課發言好像比較勇敢，不同學生丟出兩個議題似是而非的議題：1.慈濟人有好有壞，端看你在意的是哪一面？我提醒學生，這說法不全對，因為在大愛台，你是看不到慈濟「壞」的那一面的，這是資訊壟斷與不對秤，你根本無從得到充分的「壞」資訊。但看事情的確不要二元簡化。2.為啥助人的人要反省這麼多，那些被幫助的人，他們也應該自問自己有沒有站在助人者的立場想一想？以免以後人家不願意再捐助你。學生舉了一個譬喻，爸媽跟子女常會有衝突，但父母都是一番好意，作子女的要替父母立場想一想。
我同意大多數父母多是出自善意，但無法同意「於是他們都是對的」。我提醒他們，「爸媽」、「子女」，「捐助者」、「受著者」、「資本家」、「勞工」，它們並不是站在「平等」對話的社會位階上。在這個不對等的天秤中，資本家也常用這種口號，跟勞工們講，加班是為了你好，你看你加班，我還會多付錢給你，你應該要知足。（於是富士康的勞工跳了，竹科工程師過勞死了）。父母也是這樣不是嗎？我一切都是為了你好。但是，資本家可以用減薪、解聘，父母可以用不給生活費、禁足當作談判跟威脅的籌碼，但另一方擁有什麼？自我放棄主體性及階級立場，一句話馬上站到資方的邏輯去，只會讓強勢者認為自己是對的，是不必改變的，於是形成了社會的穩定。
歷史的經驗，一再地告訴我們，顯然，不經過對抗，強勢者的權力是不可能自我閹割的。不少子女的個人權利，也是經過家庭革命才掙來的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。抗爭不是壞事，抗爭是一種教育，打破單一價值思考的教育。
晚上，聖文開車，於是就跟著他們倆，到清大社會所去，跟一些研究生們討論類似的問題。馬躍用3部第一代原民會的形象廣告，要在場學生們挑出毛病，於是大家集體陷入了字字斟酌、句句推敲的陰謀世界。影片在仔細剖析下，的確有很多可議的意識型態被抓包出來。但是，我想更可議的，應該是影片的製作單位，還是原住民自己。換句話說，是原住民（還有他引用資料的人類學家）建構了一個自我神秘化、矮化的客體地位。這種結果，是因為審查機制把關所造成的結果嗎？（因為它們都通過了學者專家的審查），或者是，原住民已經習慣了漢人的眼睛去看事情？但因為它涉及到公視與原民台的複雜問題，所以，更是一言難盡。
下午在中興的速食店，我們一同看了學生晚上想要提問的原住民自治的議題。學生的題目很多，也很大，大到我自己都無法回答。可能需要幾十本碩博論才能釐清。問題的多樣化，已經超越了馬躍是紀錄片導演，這樣的角色屬性。我們都有點認為，把馬躍當成原住民代表，全知的針對每一個議題發言實在是有問題的。他管的實在沒那麼大。
在複雜多樣的問題下，我們更發覺，關於當前的「民族自治」，其實大家多半沒有前因後果的脈絡，沒有版本的脈絡，沒有族群各異的脈絡。所以，老實說，我們不確定彼此是否有著共同的「自治」概念與想像。畢竟，往下深究，回到法條層次，每一個法條描述，在現實生活中，都是一個有機的連動體系，牽一髮動全身。（待續）
昨天的主軸，貫穿著一個很小的議題，「愛別人」、「幫助別人」事先要考慮什麼？這問題好像很笨，去做就對了，不是嗎？當然不是。要不然「愛無敵」就不會常常搞得「殺很大」了。因為，從88風災以來，這個過程當中一直都充斥著不少行動中的誤解與情感傷害。熱心的人，愛心滿滿的人做的事，未必都是好事，動機善良也不直接等同行為正義。長期以來，主流社會的群眾們，一直以自己的想法意念為出發，覺得弱勢者哪來討價還價的權力，有的吃、有得拿就不錯了。更何況，這些土石流，還不都是因為原住民破壞山林、破壞水土才造成的，這種「自食惡果」的邏輯，使得慈濟要求他們若要永久屋，就要承諾放棄山上的家。（以免又回去搞鬼）。簡單講，這是民國百年版的「集團移住」，不同的只是執行單位被BOT給民間，相同的是，主事者皆認為：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好。也不去管，文化傳承需要哪一種的土壤，樂觀地想，嗯，叫做「活著就有希望」。
文化傳承，究竟「屬人」還是「屬地」或者「兩者皆是」(還是以上皆非?)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清的道理。
但是，顯然將「原住民文化」簡化為大愛村民迎接四面八方觀光客的歌舞表演，是有問題的。這種樣版豐年祭，只會凸顯慈濟對原住民文化的不用功（或者是因為不認為需要用功）。一車車遊覽的觀光客，一下車，你看看，原住民住的多好？還唱歌跳舞嘞。不過，很會唱歌跳舞的原住民還是「吃素」比較好，比較會佛心來著，管你吃肉會不會比較有力氣，所以聽說大愛村並不鼓勵「殺豬拔毛」這野蠻玩意兒。嗯，原住民文化留或不留，還得經過藍衣舍監們的文化濾網。蓋房子給人家住，是不是還有權管到人家祖宗八代去？我相信這是公民社會的台灣，可以開放討論的。莫那能在1989年《美麗的稻穗》一書中，有一首詩叫做〈來自地底的控訴〉，裡面有一段話是這樣子寫的：「賜給我們文化村，卻要我們的子女，在那裡慶賀我們的淪亡」。馬躍等朋友所組成的「八八大礙小組」，用影片「愛我就不要再參觀我」，表達了原住民渴望安靜過生活的心聲，不過，慈濟主導的歌舞感恩戲碼卻也未曾斷卻過。一直以來，統治者總是慣用「以番治番」的手段，找幾個聽話的樣版受助戶，搞一場歌功頌德的大會，以資證明那些調皮搗蛋者都是少數，或者，別有目的。（1980年代流行的標籤還有：是＊黨派來的、是共匪的同路人等等黑名，胡德夫就是一例）。
這幾年來，我每每看到一堆原住民學生社團，除了忙婚友交誼外，將每年重頭戲放在這種「哪魯灣歌舞之夜」，我就會浮現這句話在腦海迴響。我們還剩下什麼？這種大家都愛的綜藝歌舞究竟是文化傳承？還是刻板再製？年輕人「原皮漢骨」的精神氣質，可以用自己也不懂得「泛原住民歌舞」支撐嗎？沒有了文化脈絡的內涵，失去了根的總體認識，我懷疑，這種扮裝，可以騙自己多久？
從馬躍分享的幾則影片中，學生看到慈濟人以「慈善」之名的暴力，那種一切以我為準的愛，讓人沒得選擇的愛都讓人害怕。既然已經錯誤的聚焦在「研究研究慈濟」，大家逐漸從阿公、阿嬤參加慈濟開始暖場。國立大學的學生，上課發言好像比較勇敢，不同學生丟出兩個議題似是而非的議題：1.慈濟人有好有壞，端看你在意的是哪一面？我提醒學生，這說法不全對，因為在大愛台，你是看不到慈濟「壞」的那一面的，這是資訊壟斷與不對秤，你根本無從得到充分的「壞」資訊。但看事情的確不要二元簡化。2.為啥助人的人要反省這麼多，那些被幫助的人，他們也應該自問自己有沒有站在助人者的立場想一想？以免以後人家不願意再捐助你。學生舉了一個譬喻，爸媽跟子女常會有衝突，但父母都是一番好意，作子女的要替父母立場想一想。
我同意大多數父母多是出自善意，但無法同意「於是他們都是對的」。我提醒他們，「爸媽」、「子女」，「捐助者」、「受著者」、「資本家」、「勞工」，它們並不是站在「平等」對話的社會位階上。在這個不對等的天秤中，資本家也常用這種口號，跟勞工們講，加班是為了你好，你看你加班，我還會多付錢給你，你應該要知足。（於是富士康的勞工跳了，竹科工程師過勞死了）。父母也是這樣不是嗎？我一切都是為了你好。但是，資本家可以用減薪、解聘，父母可以用不給生活費、禁足當作談判跟威脅的籌碼，但另一方擁有什麼？自我放棄主體性及階級立場，一句話馬上站到資方的邏輯去，只會讓強勢者認為自己是對的，是不必改變的，於是形成了社會的穩定。
歷史的經驗，一再地告訴我們，顯然，不經過對抗，強勢者的權力是不可能自我閹割的。不少子女的個人權利，也是經過家庭革命才掙來的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。抗爭不是壞事，抗爭是一種教育，打破單一價值思考的教育。
晚上，聖文開車，於是就跟著他們倆，到清大社會所去，跟一些研究生們討論類似的問題。馬躍用3部第一代原民會的形象廣告，要在場學生們挑出毛病，於是大家集體陷入了字字斟酌、句句推敲的陰謀世界。影片在仔細剖析下，的確有很多可議的意識型態被抓包出來。但是，我想更可議的，應該是影片的製作單位，還是原住民自己。換句話說，是原住民（還有他引用資料的人類學家）建構了一個自我神秘化、矮化的客體地位。這種結果，是因為審查機制把關所造成的結果嗎？（因為它們都通過了學者專家的審查），或者是，原住民已經習慣了漢人的眼睛去看事情？但因為它涉及到公視與原民台的複雜問題，所以，更是一言難盡。
下午在中興的速食店，我們一同看了學生晚上想要提問的原住民自治的議題。學生的題目很多，也很大，大到我自己都無法回答。可能需要幾十本碩博論才能釐清。問題的多樣化，已經超越了馬躍是紀錄片導演，這樣的角色屬性。我們都有點認為，把馬躍當成原住民代表，全知的針對每一個議題發言實在是有問題的。他管的實在沒那麼大。
在複雜多樣的問題下，我們更發覺，關於當前的「民族自治」，其實大家多半沒有前因後果的脈絡，沒有版本的脈絡，沒有族群各異的脈絡。所以，老實說，我們不確定彼此是否有著共同的「自治」概念與想像。畢竟，往下深究，回到法條層次，每一個法條描述，在現實生活中，都是一個有機的連動體系，牽一髮動全身。（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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